在 國際貿易 結算方式中， 信用證 是使用最多，同時也是糾紛發生最多的一種。在這些糾紛中，給銀行造成最大困擾的，莫過于法院止付 信用證 。在以 信用證 為結算方式的 國際貿易 中，當國內進口商(開證申請人)認為貨物有瑕疵，或認為出口商有欺詐行為時，往往不是尋找出口商的財產加以保全，而是采取一種看起來簡單的辦法——向法院申請止付信用證。而法院則出于一種“保護國家財產”或“保護中國人財產”的想法，輕易作出保全裁定并發出止付通知。
信用證是獨立于基礎交易的一種法律關系，在這一關系中，開證銀行在 單證 表面相符的情況下，負有無條件的承兌和付款義務。開證銀行承兌和付款的惟一條件是 單證 表面相符，即使基礎合同存在爭議，也不影響開證銀行的責任。如果一家外國銀行議付了信用證(即給付對價取得了付款請求權)，議付銀行就取代了受益人的地位而有權從開證銀行處獲得付款。此時，即使受益人有欺詐行為，只要不能證明議付銀行參與或明知欺詐，法院就不應止付信用證。
法院止付信用證，使開證銀行不能履行付款義務，可能導致議付銀行在國外起訴開證銀行并扣押其在海外的財產。由于開證銀行不履行付款義務違反了國際慣例，外國法院極有可能判開證銀行敗訴。開證銀行在國外敗訴后，如果自動履行判決，就違背了國內法院的裁判；而不自動履行判決，外國法院又將強制執行其海外財產。這樣法院止付信用證不僅實現不了財產保全的初衷，還損害了中國銀行的國際信譽甚至中國法院的國際聲譽。無論是自動還是被強制，開證銀行付款后，開證申請人都會以法院止付為由，不按開證申請書約定向銀行付款，把本應由進口商承擔的由于選擇貿易伙伴不當造成的風險和損失轉嫁給開證銀行。
由于上述原因，每當開證銀行收到止付通知，都力求說服法院撤銷。到目前為止，銀行用以說服法院的理由和依據都是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的《全國沿海地區涉外、涉港澳經濟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這一文件在談及訴訟保全問題時提到了“關于凍結信用證項下貨款的問題”，指出“信用證是獨立于買賣合同的單據交易，……信用證交易和買賣合同屬于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一般情況下不要因為涉外買賣合同發生糾紛，輕易凍結中國銀行所開信用證項下貨款，否則，會影響中國銀行的信譽。根據國際國內的實踐經驗，如有充分證據證明賣方是利用簽訂合同進行欺詐，且中國銀行在合理的時間內尚未對外付款，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據買方的請求，凍結信用證項下貨款。在遠期信用證情況下，如中國銀行已承兌了匯票，中國銀行在信用證上的責任已變為票據上的無條件付款責任，人民法院就不應加以凍結”。《會談紀要》在一定程度上考慮到了銀行的利益。但是，這個會談紀要并非最高人民法院的正式司法解釋，有些法院能夠尊重其規定，接受開證銀行的請求撤銷止付；而相當一部分法院則認為《會談紀要》對各級法院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因此，開證銀行要求法院解除止付的努力，普遍收效甚微。同時，《會談紀要》目前也存在如下缺陷：1它將“有充分證據證明賣方是利用簽訂合同進行欺詐，且中國銀行在合理的時間內尚未對外付款”作為凍結信用證項下款項的條件，而沒有考慮是否有不知情的議付銀行參與。《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UCP500)第十四條A項規定：“當開證銀行授權另一家銀行依據表面符合信用證條款的單據付款、承擔延期付款責任、承兌匯票或議付時，開證銀行和保兌銀行(如有)，承擔下列責任：對已付款、已承擔延期付款責任、已承兌匯票或已議付的指定銀行予以償付，……”這就是說，只要有議付銀行參與，開證銀行的償付義務已不是對受益人而是對議付銀行的了。此時即使“有充分證據證明賣方是利用簽訂合同進行欺詐，且中國銀行在合理的時間內尚未對外付款”，只要不能證明議付銀行參與欺詐，就不應止付信用證。2它將“在遠期信用證情況下，中國銀行已承兌了匯票”作為不應止付信用證的條件，這是不適當的。因為遠期信用證包括承兌信用證和延期付款信用證，在承兌信用證下，如果善意的第三人(議付銀行)已經議付了信用證，并且開證銀行收到了符合信用證要求的單據，此時不管開證銀行承兌匯票與否，都不能免除其對議付銀行的付款責任，這種情況下法院就不應止付；如果沒有善意第三人議付，即使開證銀行承兌了匯票，法院仍可止付。而延期付款信用證不要求受益人開立匯票，因而不存在承兌的問題，一旦開證銀行收到了符合信用證要求的單據，開證銀行就負有到期付款的責任，這種情況下只要沒有受益人進行了欺詐行為的確切證據，法院也不應止付信用證。
筆者認為，《會談紀要》并非是要求法院解除止付的惟一依據。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法》的有關司法解釋說服法院，也是解決信用證止付問題的途徑。
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百零四條規定：“人民法院對債務人到期應得的收益，可以采取財產保全措施，限制其支取，通知有關單位協助執行。”在這條規定中，財產保全的范圍僅限于“債務人”到期應得的收益，若法院止付通知發出之時不存在議付銀行，那么信用證項下的款項仍屬信用證受益人的應得收益，這種情況下，法院發出止付通知是正確的。但是，實踐中絕大部分的止付通知是在已存在議付銀行時發出的，受益人欺詐時更是如此。這時，受益人已從議付銀行獲得了付款，開證銀行的應付款項變成了議付銀行的應得收益。議付銀行不是案件中的債務人，對它們的應得收益法院不應止付。上述文件的第一百零五條規定：“債務人的財產不能滿足保全請求，但對第三人有到期債權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債權人的申請裁定該第三人不得對本案債務人清償。該第三人要求償付的，由人民法院提存財物或價款。”這條規定將止付通知的形式進一步具體化了。在基礎貿易糾紛中，從現有案件看，絕大部分案件是以開證申請人作為原告，即債權人，以受益人為被告，即債務人，而開證銀行則是處于第三人的地位。法院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裁定開證銀行不得對信用證受益人支付，這個條件便是，債務人必須對第三人有到期債權。換言之，如果對第三人——開證銀行享有債權的不是本案債務人，而是善意的議付銀行，法院裁定開證銀行不得支付款項就沒有法律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