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價上漲的根源是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和失衡的經濟結構，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是應對物價上漲的基礎和根本出路，要重啟匯率改革，增強匯率彈性，控制輸入性通脹風險。
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增長比較穩定，通貨膨脹率也控制在較低水平。但是，幾乎沒有能夠完全擺脫通貨膨脹壓力的國家，即使是美國也曾出現兩次高位。溫和的物價上漲對經濟增長是有利的，要防止出現物價大起大落。
物價上漲造成的主要影響及發展趨勢
物價上漲無疑能夠增加政府稅收，但是對居民，尤其以食品價格為主帶動價格上漲的發展中國家居民而言，由于恩格爾系數高達50%以上，物價上漲對生活造成較大負面影響。雖然收縮流動性會對經濟增長和就業產生不利影響，而且會讓他國套利，使本國經濟蒙受損失，但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除了長期措施外，短期內控制物價上漲主要是實行緊縮政策，可以采取調高存款準備金率、加息等貨幣政策。其中，加息和匯率改革是較為通常的政策選擇。
加息是收縮流動性的一種有效的貨幣政策工具。隨著經濟不斷復蘇，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始實施退出戰略。以色列是第一個宣布加息的國家，隨后澳大利亞、挪威等國陸續加息。中國人民銀行專家預測，歐洲中央銀行2011年上半年加息可能性較小，下半年較大。中國人民銀行2011年2月8日宣布，自2月9日起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
受匯率形成機制和匯率彈性約束，一些國家采取加息政策應對物價上漲，會遭受較為嚴重的外資賺取利差的損失。因此，繼續匯率市場化改革，增強匯率彈性，成為一些國家以應對通脹壓力為契機力求實現的政策目標。2010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宣布，按照已公布的外匯市場匯率浮動區間，對人民幣匯率浮動進行動態管理和調節。同時，重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2010年10月，俄羅斯進行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重大改革，涉及籃子貨幣、政府對外匯市場干預和取消極限區間。
世界銀行2011年1月12日發布的《2011年全球經濟展望》報告預測，2011年世界經濟實際增長率為3.3%。世行警告稱，雖然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已宣布擺脫金融危機，但歐元區的金融狀況將對經濟增長構成威脅。
一些新興市場國家通貨膨脹壓力仍然居高不下，日本通縮壓力不減。韓國央行預測，韓國2011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將分別達到3.7%和3.3%，韓國面臨的通脹壓力進一步加劇。對此，韓國政府明確指出，穩定物價將是韓國2011年上半年經濟政策的重點。日本2010年第三季度經濟增長3.9%，IMF預測全年為2.8%。2010年11月，日本核心消費物價指數為-0.5%，連續21個月下降。日本央行預測，通縮可能持續到2012年初。
應對物價上漲的中國策略思考
近兩年，為了提振經濟，世界各國出臺了各種經濟刺激政策，流動性普遍過剩。中國國內貨幣信貸也增長較快。雖然今年貨幣政策轉為穩健，但是市場總體流動性仍會比較寬松。與此同時，隨著“十二五”時期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國際化和社會化釋放巨大的消費需求和市場空間，國內土地、勞動等生產要素成本還可能繼續上升，主要農產品供求緊平衡狀態短期不會改變；國際市場部分農產品供給趨緊，原油、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價格仍將高位震蕩，輸入性通脹壓力進一步增大，這些都會助推物價上漲。而且，推升住房價格上漲的因素仍然較多。前一階段出臺的政策措施對抑制房價過快上漲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部分城市中小戶型、中低價位的商品住房及其建設用地有效供給不足，剛性需求旺盛，投機投資需求較大，房地產市場秩序還需規范，住房價格上漲動力仍然較強。因此，政府應借鑒國際經驗，以間接調控為主，直接調控為輔，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與此同時，也應密切關注“中等收入陷阱”和貧富差距拉大等矛盾和隱憂。
第一，世界經濟再平衡。
從外部環境看，一些國家投機者從逆差和順差中尋找投機的熱錢和伴隨的資產價格泡沫，形成了很多國家輸入型通脹壓力的重要助推力。世界經濟再平衡的主要阻力，一個是內部不平衡，表現為投資和消費失衡，也可以說是投資和儲蓄失衡；另一個是外部不平衡，表現為國際收支失衡，實質上是國際貿易和投資不平衡，根源是國際分工。內外部失衡的根源是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要實現再平衡，從外部看，必須改革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和重塑國際分工秩序。從內部看，必須平衡投資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
第二，繼續匯率改革。
開放經濟背景下，物價上漲壓力不僅來自國內，還來自國外。重啟匯率改革能夠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實現經濟長期再平衡，緩解通貨膨脹壓力。匯率改革會增強匯率彈性，被動吸收外匯的規模會相對較小，從而抑制貨幣供應過快增長造成的通脹膨脹。中金公司研究認為，過去10年的經驗顯示人民幣升值可以幫助控制今年的輸入性通脹風險。假設2011年大宗商品價格上升有10%、20%和30%三種可能，根據歷史數據判斷，以上三種情況對CPI拉升力度分別為0.4%、0.8%和1.2%，為了完全抵消大宗商品價格上升對CPI的影響，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需要升值4%、8%和12%?？傮w來講，如果匯率升值速度適當加快，大宗商品價格上升對CPI的影響是比較溫和的。如果大宗商品價格出現大幅上漲，人民幣升值幅度受到其他限制而不能過快，貨幣政策緊縮的力度有可能加大。如果人民幣加速升值應對輸入性通脹風險，對今年經濟增長9.3%的判斷并不一定會受到影響。因為如果大宗商品價格上升主要反映其他經濟的需求旺盛，外部需求強勁會抵消升值可能對出口的影響。按照世行的估算，近一年來人民幣累積升值已接近10%。
第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
物價上漲的根源是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和失衡的經濟結構，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是應對物價上漲的基礎和根本出路，為此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繼續加大民生領域投入。改變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的經濟發展方式，增加消費帶動經濟發展的比重，其中，增加民生領域投入是擴大消費的基礎。今后，仍然需要加大對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的投入。
教育方面，要繼續加大公共財政投入的力度，力爭早日實現財政性教育支出占GDP4%的目標，并提高財政教育資金使用效率。同時，也應放開教育市場，更多地引入社會資金。醫療衛生方面，要繼續加大民生財政投入力度，同時降低準入門檻。
另外，需要平衡農業生產結構。解決農產品供應緊平衡和穩定農產品供應問題依然需要引起高度重視，2010年食品價格高企的重要原因是部分糧食供應不足，以及部分食品價格受制于國際價格。因此，“十二五”期間以及更長一個時期，國家應持續加大對“三農”、水利的投入，提高農產品綜合生產能力。同時要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率，加大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的力度，充分考慮氣候變化導致的異常氣候常態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要考慮“走出去”租買土地發展糧食生產。
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失衡問題需要緩解。按照中國目前的自然人口凈出生率，需要從農村轉移六七億人口到城市，才能實現人口和產業社會的合理轉型。中國的城市化處于前中期，而工業化居中后期，兩者脫節嚴重。目前，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工業產出占GDP的60%，而城市化率為44.6%，如果不算1.5億左右的農民工，實際城市化率只有33%左右。目前迫切需要轉變這種在世界人口和產業社會轉型史上難得一見的最大經濟結構失衡。
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增長比較穩定，通貨膨脹率也控制在較低水平。但是，幾乎沒有能夠完全擺脫通貨膨脹壓力的國家，即使是美國也曾出現兩次高位。溫和的物價上漲對經濟增長是有利的，要防止出現物價大起大落。
物價上漲造成的主要影響及發展趨勢
物價上漲無疑能夠增加政府稅收，但是對居民，尤其以食品價格為主帶動價格上漲的發展中國家居民而言，由于恩格爾系數高達50%以上，物價上漲對生活造成較大負面影響。雖然收縮流動性會對經濟增長和就業產生不利影響，而且會讓他國套利，使本國經濟蒙受損失，但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除了長期措施外，短期內控制物價上漲主要是實行緊縮政策，可以采取調高存款準備金率、加息等貨幣政策。其中，加息和匯率改革是較為通常的政策選擇。
加息是收縮流動性的一種有效的貨幣政策工具。隨著經濟不斷復蘇，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始實施退出戰略。以色列是第一個宣布加息的國家，隨后澳大利亞、挪威等國陸續加息。中國人民銀行專家預測，歐洲中央銀行2011年上半年加息可能性較小，下半年較大。中國人民銀行2011年2月8日宣布，自2月9日起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
受匯率形成機制和匯率彈性約束，一些國家采取加息政策應對物價上漲，會遭受較為嚴重的外資賺取利差的損失。因此，繼續匯率市場化改革，增強匯率彈性，成為一些國家以應對通脹壓力為契機力求實現的政策目標。2010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宣布，按照已公布的外匯市場匯率浮動區間，對人民幣匯率浮動進行動態管理和調節。同時，重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2010年10月，俄羅斯進行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重大改革，涉及籃子貨幣、政府對外匯市場干預和取消極限區間。
世界銀行2011年1月12日發布的《2011年全球經濟展望》報告預測，2011年世界經濟實際增長率為3.3%。世行警告稱，雖然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已宣布擺脫金融危機，但歐元區的金融狀況將對經濟增長構成威脅。
一些新興市場國家通貨膨脹壓力仍然居高不下，日本通縮壓力不減。韓國央行預測，韓國2011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將分別達到3.7%和3.3%，韓國面臨的通脹壓力進一步加劇。對此，韓國政府明確指出，穩定物價將是韓國2011年上半年經濟政策的重點。日本2010年第三季度經濟增長3.9%，IMF預測全年為2.8%。2010年11月，日本核心消費物價指數為-0.5%，連續21個月下降。日本央行預測，通縮可能持續到2012年初。
應對物價上漲的中國策略思考
近兩年，為了提振經濟，世界各國出臺了各種經濟刺激政策，流動性普遍過剩。中國國內貨幣信貸也增長較快。雖然今年貨幣政策轉為穩健，但是市場總體流動性仍會比較寬松。與此同時，隨著“十二五”時期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國際化和社會化釋放巨大的消費需求和市場空間，國內土地、勞動等生產要素成本還可能繼續上升，主要農產品供求緊平衡狀態短期不會改變；國際市場部分農產品供給趨緊，原油、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價格仍將高位震蕩，輸入性通脹壓力進一步增大，這些都會助推物價上漲。而且，推升住房價格上漲的因素仍然較多。前一階段出臺的政策措施對抑制房價過快上漲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部分城市中小戶型、中低價位的商品住房及其建設用地有效供給不足，剛性需求旺盛，投機投資需求較大，房地產市場秩序還需規范，住房價格上漲動力仍然較強。因此，政府應借鑒國際經驗，以間接調控為主，直接調控為輔，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與此同時，也應密切關注“中等收入陷阱”和貧富差距拉大等矛盾和隱憂。
第一，世界經濟再平衡。
從外部環境看，一些國家投機者從逆差和順差中尋找投機的熱錢和伴隨的資產價格泡沫，形成了很多國家輸入型通脹壓力的重要助推力。世界經濟再平衡的主要阻力，一個是內部不平衡，表現為投資和消費失衡，也可以說是投資和儲蓄失衡；另一個是外部不平衡，表現為國際收支失衡，實質上是國際貿易和投資不平衡，根源是國際分工。內外部失衡的根源是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要實現再平衡，從外部看，必須改革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和重塑國際分工秩序。從內部看，必須平衡投資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
第二，繼續匯率改革。
開放經濟背景下，物價上漲壓力不僅來自國內，還來自國外。重啟匯率改革能夠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實現經濟長期再平衡，緩解通貨膨脹壓力。匯率改革會增強匯率彈性，被動吸收外匯的規模會相對較小，從而抑制貨幣供應過快增長造成的通脹膨脹。中金公司研究認為，過去10年的經驗顯示人民幣升值可以幫助控制今年的輸入性通脹風險。假設2011年大宗商品價格上升有10%、20%和30%三種可能，根據歷史數據判斷，以上三種情況對CPI拉升力度分別為0.4%、0.8%和1.2%，為了完全抵消大宗商品價格上升對CPI的影響，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需要升值4%、8%和12%?？傮w來講，如果匯率升值速度適當加快，大宗商品價格上升對CPI的影響是比較溫和的。如果大宗商品價格出現大幅上漲，人民幣升值幅度受到其他限制而不能過快，貨幣政策緊縮的力度有可能加大。如果人民幣加速升值應對輸入性通脹風險，對今年經濟增長9.3%的判斷并不一定會受到影響。因為如果大宗商品價格上升主要反映其他經濟的需求旺盛，外部需求強勁會抵消升值可能對出口的影響。按照世行的估算，近一年來人民幣累積升值已接近10%。
第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
物價上漲的根源是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和失衡的經濟結構，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是應對物價上漲的基礎和根本出路，為此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繼續加大民生領域投入。改變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的經濟發展方式，增加消費帶動經濟發展的比重，其中，增加民生領域投入是擴大消費的基礎。今后，仍然需要加大對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的投入。
教育方面，要繼續加大公共財政投入的力度，力爭早日實現財政性教育支出占GDP4%的目標，并提高財政教育資金使用效率。同時，也應放開教育市場，更多地引入社會資金。醫療衛生方面，要繼續加大民生財政投入力度，同時降低準入門檻。
另外，需要平衡農業生產結構。解決農產品供應緊平衡和穩定農產品供應問題依然需要引起高度重視，2010年食品價格高企的重要原因是部分糧食供應不足，以及部分食品價格受制于國際價格。因此，“十二五”期間以及更長一個時期，國家應持續加大對“三農”、水利的投入，提高農產品綜合生產能力。同時要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率，加大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的力度，充分考慮氣候變化導致的異常氣候常態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要考慮“走出去”租買土地發展糧食生產。
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失衡問題需要緩解。按照中國目前的自然人口凈出生率，需要從農村轉移六七億人口到城市，才能實現人口和產業社會的合理轉型。中國的城市化處于前中期，而工業化居中后期，兩者脫節嚴重。目前，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工業產出占GDP的60%，而城市化率為44.6%，如果不算1.5億左右的農民工，實際城市化率只有33%左右。目前迫切需要轉變這種在世界人口和產業社會轉型史上難得一見的最大經濟結構失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