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雙方圍繞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分歧日益明顯，唇槍舌戰不斷升級。毫無疑問，美方仍將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在一系列雙邊和多邊場合(特別是6月的G 20峰會)就所謂“全球經濟再平衡”問題與中方展開博弈。
筆者曾指出，人民幣升值從長期來看是必然的趨勢；而從中短期來說，無外乎是升值時機、程度和方式的問題。就程度和方式而言，一步到位的、大幅度的升值是美方的要價，但是中國經濟所不能承受的；而漸進的、可控的、小幅度的升值則可能是中方的底牌。就時機而言，中方采取的策略取得了預期的目的，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除了爭取時間之外，中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強硬立場還出于另外兩方面的考慮。首先，這有利于遏制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從而限制其負面影響。其次，中方堅持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需要中美雙方通過協商、妥善解決，堅決反對將經濟問題政治化。因此，面對美方的壓力，中方絕不會讓人民幣升值。因為先例一開，后果自然是施壓和讓步的惡性循環。
不可否認，由于(美方所刻意營造的)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焦點地位，中方在近期中美經貿關系對局中基本處于守勢。然而，中方也不妨嘗試打打“攻勢足球”。中方如何在接下來的雙邊和多邊博弈中針鋒相對，轉守為攻，兩方面特別值得關注：首先是美國如何加強金融監管的問題，以及在國際層面如何防止發達國家“輸出金融危機”的問題；其次是美國巨額財政赤字的削減問題，因為這關乎美國政府的償付能力、美元的長期走勢以及中國所持美元資產的安全問題。
回到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問題上來。筆者去年底即提出，相機抉擇，小幅升值，可能成為未來一段時間匯率政策的基調。隨著中美雙方圍繞匯率問題所展開的博弈的演進，這一判斷正日益成為現實。中國政府于2008年7月推出的重新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其實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所采取的“非常措施”。如同其他“非常規”政策一樣，該政策也將在適當的時機退出。但無論如何，在政策調整的時機上，中國政府有自身的考慮，不會為國際壓力所左右。
盡管2005年匯改后匯率決定機制的市場化程度有所提高，但人民幣匯率與市場供求的脫節仍有可能導致錯誤的市場信號。因此，出于對中國國內經濟形勢的分析和對經濟結構調整目標(提高收入、促進消費、抑制經濟泡沫和通貨膨脹)的考量，也有必要對人民幣匯率水平進行合理的評估。政策調整時機的確定要求對全球經濟復蘇的動態變化有清晰的把握，對中國出口競爭力的現狀及潛力有明確的認識，而對人民幣升值及升值預期的正、負面影響也要有充分的估算。盡管出口部門將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但政策調整的考慮對象顯然不應局限于此。中國經濟的大局使人民幣在近期重啟升值步伐成為可能。年內升值幅度可能在3%以內，而人民幣每日交易區間的擴大則有望成為政策調整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