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面臨的困局與五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機來襲時有點類似，只不過五年前尚有4萬億元人民幣的經濟刺激計劃，但眼下可供選擇的政策空間卻著實有限。
對于上任僅一月有余的新政府而言，雖然明確提出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并寄望新型城鎮化拉動中國經濟，但這些更接近中長期的目標對舒緩當前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似乎有點力不從心。
“短期的很多經濟問題并不是周期問題，更多是結構性問題，這些結構性問題要通過改革來解決，僅僅靠現在擴張貨幣、擴張財政政策是不管用的，或者說這個政策空間的作用越來越小了。”中國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良表示。
從外部環境看，再次面臨歐美日等主要發達經濟體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及由此產生的與人民幣間的利差和匯差，迫使中國始終保持著對熱錢流入的高度警惕.
而從內部環境看，多年結構失衡導致的產能過剩抑制著企業的投資熱情，而政府急欲擴大并釋放的消費潛能也無處下手，絲毫不敢放松的房地產調控以及嚴竣的外貿形勢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貨幣政策工具中匯率及利率的運用。
中國人大財經委前副主任賀鏗就表示，應該承認中囯當前經濟困難不少，甚至比美國困難還大，“究其原因，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我們太在乎經濟增長速度，忽視了經濟增長質量，這個教訓必須記取。”
針對2008年底中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而出臺的4萬億刺激經濟一攬子計劃，評級公司標準普爾近日就發布一份題為“我們是否知道中國將何時為其經濟刺激政策承擔成本？”的報告指出，中國不得不為經濟刺激政策付出代價。目前的問題是“何時”與“怎樣付出代價”。
標準普爾信用分析師陳錦榮認為，即使不良貸款沒有出現飆升，也不意味著該經濟刺激政策是沒有成本的。這只不過意味著，經濟體內的其他組成部分而非銀行來支付這種成本。
中國一季度GDP(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速回落至7.7%，低于市場普遍預期。盡管各方對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放緩已有共識，“七上八下”將成常態，但諸多跡象顯示，中國經濟弱復蘇的基礎并不牢固，穩增長的難度在加大。
國資委近日就明確要求，中央企業要努力保持一定增長速度，以“保增長”助力全國“穩增長”，增加值增長要達到8%以上，利潤增長要達到10%以上。對此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永軍認為，這也反映出目前經濟形勢比年初的預期要差，央企將面臨困難，而其作為中國經濟的主要力量，對穩定經濟至關重要。
**調控兩難**
盡管中國今年仍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但在經濟弱復蘇的大背景下，中國財政收入多年高增長榮景已難再，減稅與增支的壓力卻有增無減；微觀領域企業經營困難，投資意愿不強，中國經濟自主動力不足，諸多因素都擠壓著中國宏觀政策的調控空間。
事實上，中國政府對經濟增幅放緩的容忍度已明顯提高，因無論是結構調整還是推進改革都需要時間。不過，上一輪大規模刺激經濟政策的后遺癥顯然不得不正視，包括地方政府平臺風險的聚集，銀行壞帳的上升，以及愈積愈深的結構失衡難題，社會貧富分化等，讓眼下的困境很難繞開。
中國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就認為，積極財政政策其實就很矛盾，一方面包括對企業及個人減稅的呼聲很高，同時要大幅增加民生方面支出，還要嚴格控制赤字和債務，這三者本身就是一個“財政三角困局”的矛盾體。而歐債危機正是財政三角困局的表現。
“在這種財政三角中任何財政政策只能選擇兩邊，必須放棄一邊。但無論怎么選擇和組合，放棄的那一邊總會成為財政的風險敞口，在這個意義上，財政三角也就是風險三角，若不能統籌兼顧，整個國家財政就會陷入其中而難以自拔。”他稱。
劉尚希并認為，減稅既已確定，財政支出就不能大幅擴張，這樣才能防止赤字和債務風險進一步擴大，意味著今年財政支出預算安排要保持適度，長遠看則要嚴格財政收支管理，完善績效評價體系，健全中央地方財權事權的匹配。
同樣面臨糾結的還包括貨幣政策。今年兩會期間，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談及貨幣政策的四個目標時就表示其本身就存在矛盾，各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主要是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
眼下，中國一方面仍需消化當年4萬億投資帶來的溢出效應，這在屢調屢漲的房價上不時顯現；另一方面外貿狀況并不如數據表現的那般亮麗，而跨境資金的蠢蠢欲動又讓中國監管當局時時筑起抵御的防線，使得央行在運用利率及匯率的貨幣政策工具時面臨“左不是右不是”的尷尬。
“貨幣政策今年操作比較難，...現在貨幣供應量增長率也比較高。在目前經濟也不太強的情況不宜收的太緊。”張永軍表示。
祝寶良就認為，如果把一季度的貨幣供應量控制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13%-14%左右，今年一季度的樓市調控“國五條”可能就沒有必要出了，房地產的穩定程度高一點，也就不會有那么多的不確定因素。
“在穩貨幣的問題上看法不一樣，有人講發達國家都在搞量化寬松，中國不搞，熱錢就往這兒流，想穩貨幣也穩不住，這是非常大的挑戰，即使有這個挑戰，也要穩住貨幣，如果不穩住這個錢就到房地產去了。”他稱。
類似的糾結從外管局局長易綱對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前后一個月的不同表態也可見一斑。在3月的全國兩會上易綱還強調人民幣匯率1%區間“夠用”，但上周他在華盛頓則表示，中國在近期有可能進一步擴大匯率浮動區間。此言一出即引發匯市一片猜想。
一位接近外管局的人士指出，外圍資金很多，大環境很明顯，“(政策)動與不動都很難受，只能說今年防范跨境資金大規模流動的任務很艱巨。”
中國3月新增外匯占款高達2,363億元人民幣，一季度月均增量超4,000億元，凸顯資本流入壓力沉重。不過隨著中國經濟增長弱于預期、監管層加大資本管制力度等因素，后期資本流入規模料自高位下降。
**改革進行時**
對于主打改革反腐牌的新一屆政府，上任伊始就推出政府機構改革方案，強調簡政放權，不難看出推進市場化改革的決心。而包括發改委，財政部等諸多政府機構，近期的工作重點都是如何簡政放權和減少收費。
“我們現在比以前更忙了，幾乎天天加班，要落實新政府提出的減少審批權限和收費項目，必須先全面清理一遍，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要么放要么減，而且必須明確減的幅度。”一位不具名的政府官員私下稱，尤其是換了一把手的政府部門，更是忙著拿簡政放權和業務改革方面的方案。
周三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第一批先行取消和下放71項行政審批項目等事項。并要求各部門要加大減少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工作力度，加快進度，科學評估，成熟一批推出一批。
而此次機構改革前，國務院已進行過六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共取消和調整2,400多項審批項目，占原有審批項目總數的近70%。
從事中國改革與社會轉型研究的中國問題觀察者鄧聿文稱，“其實從新政府選定的各部委一把手情況不能看出強調穩定與改革并重的意圖，包括央行行長和住建部部長都沒有換，也反映出包括房地產調控以及貨幣政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很大，因此在部長人選上也體現出連續性。”
今年兩會前倉促出臺的樓市調控“國五條”，旨在通過流通環節20%的稅收抑制房價的過快上漲，一出臺就飽受詬病，且從執行情況看，原本政策強調應由賣方承擔的高額稅負最終仍轉嫁到買方，不僅讓抑制房價上漲的政策初衷受到挑戰，也凸顯已歷時十年的樓市調控，依舊是左右中國經濟的重要原因。
“當時出臺國五條的目的就是要讓房價降下來，看不出還要顧及穩增長的意圖。”另一位不具名的官員稱，加之正值上屆政府任期將滿，而房地產調控又是其任期內的重要任務。
而作為財稅改革重要內容的“營業稅改增值稅”推進步伐則較快。中國已宣布自今年8月起，將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改增”試點在全國范圍內推開，并將擴大行業試點，擇機將鐵路運輸和郵電通信等行業納入“營改增”試點。
財政部預計此舉將導致全年減收1,200多億元，全部推開“營改增”后全年預計可減稅約兩三千億元。
素有“改革派”之稱的新任財政部長樓繼偉稍早提到，將來“營改增”覆蓋全部地區全部行業后，必然會倒逼財政體制改革。如何調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關系和支出責任，是擺在財稅部門面前的大題目。
樓繼偉近期并在其新書《中國政府間財政關系再思考》中表示，重構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是最大難點，“過去的改革主要涉及到‘財’，也觸及‘政’，那么下一步，‘政’是繞不過去的。”
